牛津团体，团体复兴运动

摘要

20世纪30年代，牛津团体将关注重点从复兴主义的人本主义转向了国家或超国家层面的社会人本主义， 并提出了一种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对立的乌托邦式替代方案，该方案于1938年被表述为“道德再武装”战略，自1943年起被解读为一种民主意识形态，但作为运动，它直到战后才被称为M.R.A.。

本研究依据一般原则和结构，分析了牛津团体、团体复兴主义与各教会之间的发展及相互作用，并追踪了该运动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的国内发展历程。研究将与弗兰克·布赫曼（Frank Buchman）结盟的牛津团体网络，与独立的团体复兴主义以及教会团体复兴主义区分开来。

在与路德宗国家教会以及极权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相遇的过程中，牛津团体面临着新的问题，本文将该运动在各国的发展划分为四个连续阶段：信息传播阶段、复兴团体阶段、牛津团体阶段以及孤立阶段。

本研究基于文献资料、新发现的报告副本和私人信件，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了新的批判性解读，而以往的叙述往往因宣传或敌意目的，或因过度强调弗兰克·布赫曼个人而失之偏颇。

前言

我最初萌生研究牛津团体的想法，源于母亲放在《圣经》里的一张瑞典明信片。第二个灵感来源是那些因接触该团体的复兴运动而迎来人生新起点的人们。 第三个——也许是“指引性”的——契机，是1980年代初的一个下午，亚瑟·埃南德牧师慷慨地送给我一个装满牛津团体及其复兴运动相关书籍的箱子。

在完成这项研究之际，我想向几位人士表达感谢。首先，我最要感谢我的妻子安杰莉卡以及我们的三个儿子，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充满爱的“家庭团队团契”，并接纳了我将工作融入这一团契中——尽管这有时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本书谨献给埃德瓦尔德，他出生时这个项目还只是一个构想，如今已与书稿一同成长。若没有已故的大卫·维克伦德的启发与帮助，这项研究恐怕永远无法完成——他既对牛津团体怀有忠诚，又对该团体的历史研究充满热情，并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 在那个我时常对研究的可行性与价值产生怀疑的时期，西克滕·埃克斯特兰德这位“分享”的知己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当时他正在芬兰撰写关于牛津团体的博士论文，并面临着类似的难题。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佩德·卡尔松（Peder Carlsson）娴熟的协助不仅大幅提升了我的英语水平，更将我的手稿打磨成了一部成书。

许多同事给予了我帮助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我要特别提及英格玛·布罗赫德教授，他还将本书收录进了《隆德教会历史文献集》（Bibliotheca Historico-Ecclesiastica Lundensis）。

我要特别感谢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坎特伯雷大主教阁下及伦敦兰贝斯宫图书馆理事会、奥斯陆国家档案馆、位于蒂尔利·加思的牛津团体与道德再武装档案馆、苏黎世埃米尔·布伦纳基金会，以及阿斯塔·希·安德森、 露丝·本岑、古尔莉·范根·埃克恩、阿琳·福恩斯、汉斯·埃里克·福格桑·达姆加德、已故的莫妮卡·哈斯勒、已故的奥斯卡·赫德伦德博士、英格尔·霍格斯布罗、已故的加思·利恩、哈里·林德斯特伦博士、 悉尼·林顿、卡琳·马尔姆贝里、埃里克·佩特伦博士、斯塔凡·鲁内斯塔姆博士、皮埃尔·斯波里、玛格丽塔·乌尔哈根、埃里卡·乌茨因格、贝蒂尔·韦尔克斯特伦博士以及多丽丝·维克伦德，感谢他们允许我查阅档案或私人收藏，并给予相关指导。

我衷心感谢卑尔根、柏林、比勒费尔德、哥本哈根、达姆施塔特、哥德堡、海牙、赫尔辛基、卡尔斯鲁厄、基尔、伦敦、隆德、慕尼黑、纽约市、奥斯陆、牛津、西格图纳、 施派尔、斯德哥尔摩、斯图加特、图尔库（阿博）、乌普萨拉、华盛顿特区以及奥胡斯等地的公共档案馆或图书馆出借书籍及手稿副本，我深表谢意。

对于所获得的资助，我谨向哥德堡皇家艺术与科学学会、莱特斯特德协会（Letterstedtska föreningen）、I.unid大学以及文纳-格伦中心基金会表示感谢。本书的出版得益于瑞典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慷慨资助。

1995年3月于哥德堡和隆德

安德斯·雅勒特